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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张居正夺情之谜，到底是神宗不让他丁忧，还是他不想丁忧？

张居正夺情之谜，到底是神宗不让他丁忧，还是他不想丁忧？

公元1573年，在位8年的明穆宗朱载垕驾崩，10岁的太子朱翊钧在内阁辅臣高拱、张居正的拥戴下登上皇帝宝座，改年号为万历，后世称其为明神宗。万历皇帝的即位，也正式拉开了他和张居正之间11年爱恨情仇的序幕。

明朝中后期，宦官干政已经成为惯例常态。10岁的万历皇帝在政治上是个“小白”，面对繁纷复杂的朝局可以说是束手无策。但是，他必须得在短期内平衡宦官集团、文官集团以及勋亲贵族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。内阁首辅高拱年事已高，已经缺乏进取的***，于是，次辅张居正成了办理此事的最佳人选。张居正找到宦官集团的首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，两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。冯保被张居正坦诚忠贞的气度所感化，答应配合张居正共同扶保幼主，做出一番大事业。随后，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将首辅高拱排挤出朝，自己担任首辅，大权独揽。自此，内阁文官集团和宫内宦官集团和平相处，结成了利益共同体，这在明朝的历史上是唯一成功的案例。

不久以后，张居正又担任了万历皇帝的经筵首席讲官，成为小皇帝名正言顺的师傅。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对小皇帝的教育十分重视，授权张居正可以严厉管教小皇帝。张居正尊令而行，努力尽到了严师的责任，但是也给正处于叛逆期的小皇帝心中留下了仇恨的阴影。据史书记载：张居正有一天给万历帝讲解《论语》，其中有一句“色勃如也”，万历帝将“勃”读作bei, 张居正听见后，竟然勃然大怒，须发直竖，厉声训斥万历帝道：“当读作bo！” 小皇帝受此突然的惊吓，心中对张居正十分不满，只是碍于师徒名分，隐忍作罢。多年以后，万历帝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提到已故的张居正时，依然对此事耿耿于怀，说：“太师向来视我为童稚，殊可恨也！”

还有一件事情，使年幼的万历帝对张居正的憎恨无法释怀。当时为了教育好小皇帝，李太后经常会单独召见张居正进后宫商讨教学方案，并询问万历帝的学习情况。李太后此时还不到30岁，青年美貌，索然寡居，频繁召见内阁首辅，无可避免地会引起外界的漫天谣言。这些风言风语传到万历皇帝的耳朵里，使他大为恼火，心中的这笔恶账自然就记到了张居正的头上。

万历五年（公元1577年），张居正的父亲去世，这种情况在古代有个专用名词，称为“丁忧”。按照惯例，张居正必须辞去内阁首辅的职务，回家为父亲守孝27个月。张居正甫掌朝权，风头正盛，怎么甘心主动辞职回乡守制？于是，他一方面静观万历帝及其他官员对此事的反应，一方面暗中指使御史言官纷纷给皇帝上书，请求允许自己暂时不回乡守孝，继续在朝中处理政事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夺情视事”。面对众言官的奏折，聪明的万历帝其实一眼就看穿了他们是受张居正唆使，但是碍于师徒之名和李太后的面子，最终还是批准张居正可以“墨絰问政”，也就是穿戴着孝服处理政务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张居正之所以可以“夺情”而不用“丁忧”，完全是不愿意放弃手中掌握的权力；而万历帝虽然看穿了张居正的居心，但碍于种种情面，只好顺水推舟，准予其“免于丁忧，夺情视事”。这也为张居正死后家产被抄、子孙萧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。

朝史暮想：

张居正夺情的问题，谈不上什么谜团。当时的情况是，张居正不想回乡守制，也不能走，李太后是不想他走，明神宗是既想他走又不敢表现出来。这都取决于每个人当时的立场来看。

于张居正而言，万历五年，父亲逝世，如果回乡守制，最起码也是两年多的时间（一般不到三年），而万历五年，张居正推行的新政正在关键时刻。“考成法”已经全面铺开，“一条鞭法”马上就可以启动试点，整个朝堂在张居正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战略结盟下，在李太后的支持下，已经打压了绝大多数的反对声音，进入平稳期。

如果张居正这个时候离开中枢几年，很有可能会让他的前期改革工作前功尽弃，其政治话语权也很可能因为反对势力的重新抬头而削弱。所以张居正不想走，更不能走。

于李太后而言，就更简单了。一动不如一静，张居正做的挺好，国家不乱，儿子听话，朝堂不闹。至于张居正父亲的死，李太后并不十分关心，只要能留下张居正，其他的都可以谈。

于明神宗而言，就比较复杂了。因为自小就在李太后的耳闻目染下，对张居正抱有很强的依赖性。事实证明，张居正理政的能力也是首屈一指的。但是，这一年，万历已经不是当初刚刚登基继位的小孩子了，跌跌撞撞地，也大概知道了治国是怎么一回事。张居正加李太后，再加一个冯保，这个组合一直压得神宗喘不过气来。你说神宗难道不想缓口气？你说神宗难道不想感受下大权独揽的滋味？

张居正是不想丁忧的。

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、改革家，他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了“万历新政”，即“张居正变法”。

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制定了“富国强兵”、“欲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国策，改革吏治，重用名将戚继光抗击倭寇、抵御鞑坦部落侵犯，同时治理黄河，鼓励农耕。在经济改革方面推行了“一条鞭法”，把各州县的田赋、徭役以及其他杂役总为一体，合并征收银两，按亩折算缴纳。一条鞭法的推行益于农民，然而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，遭到他们***。

公元1577年，即万历五年，张居正之父张文明在江陵去世，张居正照例报告“丁忧”。按照大明例律，他必须“丁忧”，也就是去官离职守孝三年后才能复出。但是当时是变法最关键时期，如果张居正“丁忧”三年，政敌必重掌朝政改回旧制，张居正深知“丁忧”的后果，于是就和内廷太监冯保密谋“夺情”。 授意 当时内阁次辅吕调阳、张四维，两人上疏援引先朝故事，请皇上谕留张居正在官守制，即所谓“夺情”。明神宗接到奏疏后，下旨夺情。张居正连上三疏乞恩回乡守制，神宗也连下三旨慰留，夺情遂成定局。对这种公然违背封建礼教的举动，自然引起了守旧官僚们的强烈反对，神宗廷杖了几名言官，才把朝野舆论强压了下去。史书谓之：“江陵〔张居正〕闻父讣，念事权在握，势不可已，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，然后报讣。”〔《定陵注略·卷一江陵夺情》〕。并虚佯上疏乞恩守制：“如皇上之于臣，若是之恳笃者，此所谓非常之恩也。臣于此时，举其草芥贱躯，摩顶放踵，粉为微尘，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，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，循匹夫之小节，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。”表面上乞恩守制，却暗示皇上不必拘于常理。张居正自己不愿守制，神宗、太后更不愿他离职守制。

第二年三月张居正归葬，请旨到九月份，神宗却命他五月份即返京，其间朝廷有关事宜需千里奔驰请示张居正。遂张居正在奉旨奔丧期间包括行路间一直事必躬亲、鞠躬尽瘁，执国事于掌握之中，运筹于帷幄之中，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有耽误影响国事。

因长年带病工作，积劳成疾，张居正后来病重生命垂危。但即使在其病重的最后三个多月里，他处理了蒙古叛乱，用张佳胤平定浙江兵变和民变，任用李成梁取得镇夷堡大捷，使辽东安危解除障碍。不能进食时还念叨万历新政进展情况，嘱咐皇帝按照新政法规施行，必然能使明朝化解为难，立于不败之地。万历皇帝曾有说“先生功大，朕无可为酬，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了。”意思是：先生的功德今生没法报答完毕，我要对你的子子孙孙照顾有加。作为臣子，能得到主人的首肯赞扬，保证，再多的艰辛苦难都值得。

公元1582年，张居正病故。成就了巡抚顾麟对他的评价 “国器也”，他的二儿子张懋修说的“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”。他曾写书言志“愿以身心奉尘刹，不矛自身求利益”，“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。君子处其实，不处其华，治其内不治其外。”的确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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